祁建华（1921-2001）在扫盲运动中教授基于注音符号的速成识字法（《人民画报》，1952年第2期）
汉字的王国：使中国走向现代的语言革命
Kingdom of Characters: The Language Revolution that Made China Modern
作者：石静远（Jing Tsu，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东亚语言文学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同名著作第五章（企鹅出版社，2022）“当Peking变成Beijing，1958”
1955年2月，十二个人开了一场谋划汉字未来的会议。他们之中有一位曾经的世界语学者，一位曾经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位语言学家，以及几位书斋学者。虽然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将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名垂千古，但吸引他们参与这个项目的动机并不是名利。
【译注】截至195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拼音方案委员会的十二名委员包括吴玉章、胡愈之、韦悫（què）、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和周有光。石静远所说的世界语学者是叶籁士（1911-1994，本名包叔元），他在20年代末留学日本，学习世界语，参加“左联”东京支部，“九一八事变”后回到上海推广世界语，主编中国世界语运动主要刊物《世界》（La Mondo）。
上世纪10年代，这些人尚且年青，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曾经试图推翻文言文，推广白话文。他们历经了几次失败的革命、几十年的派系内斗、险些被日本占领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梦想可以很容易被暴力颠覆。公民们等着回应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号召，眉头紧锁的他们成为了拼音方案研究委员会的成员。
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曾经和毛泽东主席一起出席1949年天安门广场的“开国大典”。10月的清晨彩旗招展，中国的新领导人向精心安排的人群致意。报道称，毛泽东头戴工人帽，身穿“毛式”五扣中山装，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毛泽东最常被引用的名言，群众们发出了欢呼声。
毛泽东实际上并没有说过这句话。几十年后修复的录像带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的讲话是质朴的湖南口音，就像他脚下的土地一样厚重。毛泽东没有说过一句普通话，普通话衍生自北方的北京普通话。不过，毛泽东被载入史册的原因之一在于，他是引导中文经历现代史上两次最大变革的政治人物。首先是文字简化，减少了2200多个汉字的笔画数量。其次是创造拼音，这是一种使用罗马字母并基于普通话发音的标准化拼音系统（“拼音”的意思是“拼凑声音”）。毛泽东带领国家经历这些巨大的变化，但他毕生都没有养成书写简化字和罗马字母的习惯。
【译注】毛泽东没有在开国大典上说过“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致辞。开国大典上只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共产党人跟随毛泽东以人民的名义（工人、农民和每一名被剥削的底层社会成员）进行了一场“内战”，并取得了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全国上下90%以上的人不识字，他们只用地方方言交流。罗马化（Romanization）是毛泽东兑现他对人民承诺的方式，也是人民对自己语言命运的承诺。它将成为学习中文的新桥梁，为人民提供就业机会，并在积极的反文盲运动中得到运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被任命来协调这项工作。
1918年，毛泽东还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一位默默工作的小助手，拿着微薄的薪水，处理报纸，与室友同住。这时的他就开始思考语言现代化的问题了。1919年春，毛泽东回到了长沙家中，此时距北京街头爆发的“五四运动”仅仅过去数个礼拜。
这场运动激发了25岁的毛泽东的野心。他是《新青年》等激进刊物的狂热读者，当时的他只能从远处观望，给那些在首都领导这一事业的各界人士写去热情的支持信。他被他们与封建主义过往断绝联系的呼声所触动，并向濒死的文言文宣战。几个世纪以来，文言文一直和人们的口语隔绝。虽然毛泽东很快就会把长沙变成他的激进思想阵地，但他还不是任何运动的中心，这时候的他寂寂无闻。
三十六年后，毛泽东掌握着中文的未来，他想招谁来改革中文就能招谁，而他选择的这十二个人都有必要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他们将负责改革的计划、试验和传播。在毛泽东的重大指示下，中国的文字革命将实现语言发展的巨大飞跃。
毛泽东认为，为中国人实现汉语罗马化是民族和政治自决的重要因素。他和他的顾问们在扫盲运动中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法——利用西方的拼音字母，使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能更容易使用中文，同时减少汉字的笔画数，降低阅读和书写汉字的门槛。罗马化和中文简化相辅相成，这种相辅相成在保护中文的同时，也有利于扫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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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们的看法相反，现代简化字的功劳不能只归于毛泽东和他手下的委员会。早在1920年，第一个关于简化字的具体方案就被提了出来，当时还是国民党统治的时期。语言学家和改革家钱玄同（1887-1939）推崇林语堂（1895-1976）的汉字索引制，主张全面减少笔画数。简化字在正式的朝廷和学术领域之外已经应用了几个世纪。目前约80%的简化字在20世纪中期以前就已存在，其中约有30%在公元3世纪以前就已被使用过。
群众的使用形成了简化字，简化字经常出现在账簿、发票、医疗处方和演员的表演脚本中。对这些文书来说，缩写字符比全写字符更方便。街头小贩和艺人为了使交易和记录更方便，就省略了笔画。一些简化也源于书法。草书和行书的风格快速而高效，在快速的笔画运动下追求笔画之间的最小连接。
其他简化字来自萨满教和密教的文字。道家用简化字来召唤过去圣人的灵魂。19世纪，中国人洪秀全（1814-1864）领导了基于基督教的“太平天国”运动，自认上帝的幼子，耶稣的幼弟，并称上帝耶和华为“天父”，称耶稣为“天兄”。他是第一个在文件、书面记录和自行发行的货币中正式使用简化字的人。
在中文简化的历史上有一座重要的丰碑。没有它，也就鲜有女性书写的踪影。它是一种秘密的文字，至今仍在使用，由女性自己创造。这就是“女书”，字面意思是“女人的书写”。
女书是一种简化的书写系统，使用较少的笔画，使妇女既能识字，又能相互之间进行私密的交流。女书来自湖南省南端的一个小地区（译注：江永县），那里历来居住着不同的民族。这种文字已经使用了几个世纪，有些人认为它和甲骨文一样古老（甲骨文包含了最早简化字的例子）。妇女利用这种秘密文字绕过传统社会对她们的限制，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识字的世界。和儿童一样，她们接触书面语言的机会有限，而且被限制在家庭领域内，所以女书主要被用作群体内的私密交流形式。它的存在使权威、国家和宗法统治者的文字出现了裂痕。
女书书法
妇女的秘密文字从刺绣的针法中获得灵感。它将纵横交错的图案纳入纤细、紧密的垂直形态的交织笔画中，而不是通常更复杂的方形字符结构。通常来说，另类的、秘密的文字被视为未经批准的异教邪端，它们偏离了正统的完整字符形式，因此偶尔会被当局清除，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女书被当作巫术。
上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该运动的目标是振兴白话文，旨在把口语变成书面文字，激励了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和发明家。他们遵循早期改革家和诗人黄遵宪（1848-1905）的承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杂感五首之一》）
人们提倡白话文，白话文有时甚至被理想化，成为中国语言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这一观念激发人们全面挖掘过去和现在的著作，以寻找日常语言的例子。一旦人们开始寻找，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简化字宝库。为了利用这些新知识，文化进步人士胡适（1891-1962，也是中文打字机发明人周厚坤的同学）在1919年呼吁重组国学，这使得重估中文书写传统成为了一项紧迫的文化任务。胡适承认了文字索引运动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译注】周厚坤（1889-20世纪60年代），“中文打字机之父”，1912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海军建筑学，期间发明中文打字机。
20世纪20年代初，在第一次呼吁简化文字后，国民党开始系统收集、审核、调研和整理简化字。但是，10年代至30年代无休止的政治动荡使得系统性的改革无法进行。印刷新简化字所需的铜版严重受到物质匮乏的限制。
梳理中文词汇以寻找有用的简化字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经过十多年的全面研究，截至1935年，教育部才提出了一套正式的324个简化字。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人蒋介石曾三次试图推动简化方案的实施。在繁体字环境中长大的国民党保守派高官不愿意做这件事，他们发誓，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在，就不会动繁体字一丝一毫。蒋介石不得不退让，以避免冒犯党内元老。据称，其中一位元老跪求蒋介石，“为汉字请命”，希望不要毁了中文。鉴于长期反对和后勤保障缺失，这个项目被搁置了。
【译注】据说给蒋介石下跪的国民党元老是戴季陶（1891-1949）。
当国民党磨磨蹭蹭的时候，共产党人已经开始了简化字的事业。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开始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印发简化字的地方报纸。1949年后，这些文字的使用逐渐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随着讨论和辩论的增加，简化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最终，教育部选择了大约500个简化字，由专家和语言学家进行审议。1952年，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后，这项任务被移交给该委员会进一步研究。
该委员会在1954年底完成了官方简化方案的初稿。次年1月，一份由798个汉字组成的清单正式出台，也引发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教育部将三十万份《汉字简化方案（初稿）》送到全国各地的文化组织和教育机构，征求意见和反馈。有二十多万人提出了意见。仅文字改革委员会就收到五千多封回信。97%的受访者赞成这份初步简化方案。
干部们都很高兴，在经过漫长的官方批准后，终于将简化字带回给了群众，是对社会主义平等主义原则的忠诚。一位语言学家回忆说，在方案印刷出来后的几天里，无论在哪里，同志们都互相祝贺，为这个方案的结果感到高兴。当时，人民解放军仍在台湾海峡两岸与国民党军队交战。他们最终通过密集的炮击和轰炸，将国民党赶到距离中国大陆不到25英里的两个小岛上。简化字成为了“新中国”战胜国民党的文化纪念碑。
委员会审查的每一个汉字的简化形式都以印刷品的形式广泛传播，以使民众熟悉这些字的新面孔。虽然政府无法控制人们手写或私下书写的方式，但它可以通过规范每一个字的书面显示方式来改变习惯。这一措施实属不易，因为为了印刷，每个简化的字符都需要一个全新的字体。鉴于中国传统的、甚至原始的印刷工艺，铸造铜版是一项昂贵且耗时的工作。因此，字形选择必须深思熟虑。人们不可避免地对于应该减少哪些部分的字符持不同看法，这导致在随后的简化方案版本中出现了更多修改。
经过几轮修改，1986年的字符简化方案终于定型，共计2235个汉字，这个总量会随着后续的调整继续增加。虽然大部分的简化涉及单个汉字的整体字符，但一些简化的重点只是偏旁或部首，它们的新形式可以插入到任何使用相同字符部件的汉字中。
文字简化的受益者包括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他们自愿或被鼓励提供的证词使该计划在人民眼中获得了最大的合法性。其中一份草案发布后，一位谦逊的排字工人站出来证明了该方案带来的诸多好处。数十年来，他挑选和编排各种字符字体，现在有了更容易识别的字符，他对此感到非常感激。各种不同的形式被整合成一种简单的形式，像他这样的人再也不必为“窗”字的六种不同写法而苦恼了。
【译注】“窗”字在简化前的六种异体字写法分别是䆫、囪、牎、牕、窓、窻，一些写法的含义在古代有细微差别。
另一位排字员同志回忆，在改革之前，她每天要站立八个小时，来回移动字盘。现在，由于对字数以及一个字的笔画数有了限制，她每天有了坐下来工作的时间。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的意见必须得到信任，他们觉得自己每天和汉字打交道的经历是国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进行的伟大斗争的一部分。人们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工作者把识字带给了每一个人，从排字员到士兵，从仓库保管员到工厂工人。
虽然有人对简化字持保留意见或表示反对（主要出于文化和审美原因），但在文字简化和拼音的双重做法下，文盲率开始下降。到1982年，全国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已经上升到65.5%，2018年达到96.8%。
1949年后，无论国民党对汉字简化的支持率有多高，这种支持的趋势都在下降。败退台湾后，国民党自封为传统文化的真正守护者，并将传统的书面文字保留到今天。通过与简化字保持距离，他们为共产党留下了空间，“新中国”成为简化字的主要平台。
这段有争议的历史伤口仍未愈合，并不时地重新打开。自1949年以来，简化字在海峡两岸成为政治武器，将中国大陆和台湾分割开来，这只会使新旧文字之间的差异更加尖锐。简化字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持续相互抨击和羞辱。“爱 ”字（传统形式的“愛”和简化形式的“爱”）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例子，简化版用“友”代替了“心”的部分。繁体字的拥护者问，没有“心”的“爱”算什么？简化字的倡导者们则讲了他们自己的道理。他们认为，简化的“爱”更加宽广和现代，慷慨地延伸到朋友和战友身上，而不是被自私的“心”狭隘地引导。
另一个案例是“群众”。在审慎地修剪了一些笔画之后，这个字现在完全由“人”（众）组成，而不是“眾”的写法。“灭”字不再有多余的“三点水”（“滅”），因为它没有任何语义和音义上的作用。至于“虫”字，谁不想尽可能地避开那些爬行的害虫呢？至少一个比三个好（“虫”和“蟲”）。
双方都有自己巧妙的反驳，以加强彼此划定的界限。台湾是传统和遗产的保护者（与香港和澳门共享），而大陆是革命和阶级的守护人。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家庭争斗”，很少有外人能够完全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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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简化是毛泽东时期发起的两个主要语言运动中比较保守的一个。它是对文化中已有的文字进行重组和微调，而不是创造全新的东西。罗马化则更为激进，它将使中国的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罗马化在中国的根基很深，可以追溯到早期与西方传教士接触的年代。早在16世纪80年代，他们就开始在中国做各种罗马化的试验。法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俄罗斯人和波兰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来抄写他们听到的中文。
自19世纪末以来，英语中占主导地位的系统是威妥玛拼音系统（Wade-Giles），由英国外交官和官员威妥玛（Thomas Wade）于1859年首次发明，后来（1912年）由他在剑桥大学的同事、汉学家翟尔斯（Herbert Giles）完善。这对西方人来说是个好机会，他们终于可以用罗马字母拼出中文，以便发音了。
威妥玛在中国（《大英国钦差威大人与各听差人员》，1879，康奈尔大学图书馆藏）
威妥玛拼音系统并不完美，从一开始人们就抱怨不断。这个系统以南方发音为基础，和中国后来标准化的国家发音相互脱离。它的短划线和撇号位置也很勉强、很混乱。即使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很难记住它的笨拙规则。此外，它也没有办法区分那些语义不同的同音字。尽管如此，威妥玛拼音系统还是适配了其他欧洲语言，如丹麦语、德语、西班牙语和土耳其语，并满足他们转写中文的需求。
汉语拼音、威妥玛拼音和注音符号对照表
中国人希望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罗马化系统，一个适合他们说话习惯的系统。20世纪初，从欧洲留学归来的学生们主张使用世界语（由一位波兰眼科医生于1887年发明）、沃拉普克语（Volapük，意思是“世界的语言”，由一位德国天主教牧师于1879年用英语、德语、法语和拉丁语拼凑而成）、“中性语言”（Idiom Neutral，1902年发明的语言，结合了世界语和沃拉普克语的优点）。
【译注】沃拉普克语（Volapük）是第一种较为成功的人造语言，是世界语的先驱，1880年由德国巴伐利亚牧师约翰·马丁·施莱尔创造。形态学上它是粘着语型，但变格很多，动词形式很复杂，语法和词形系统复杂。沃拉普克语流行了几年，但很快被另一种新创造的“世界语”边缘化。世界语（Esperanto）是由波兰籍犹太人眼科医生拉扎鲁·路德维克·柴门霍夫（Ludwig Lazarus Zamenhof）博士在印欧语系的基础上于1887年7月26日发明创立的一种人造语言。
但这些缺乏母语者的人工语言从未在世界任何地方真正成功取代自然语言。其他的语音替代品似乎更直观，使用更多的本地声音标记，如王照的注音符号（Bopomofo）。注音符号在1912年首次提出，然后在1918年正式颁布国家音标，它一直是大陆最广泛使用的辅助音标系统，直到引入拼音。在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国家还没有确定一个单一的罗马化方案。
注音符号键盘
对中国人来说，使用注音符号是比较自然的事，但对外国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注音符号在1908年问世的时候，看起来更像古老的文字而不像现代字符。只有那些在文化上已经熟悉书法笔画和反切音细微差别的人，才会觉得注音符号很直观。非母语人士的学习门槛很高。中国需要一个既能吸引外国人又能吸引中国人的单一罗马化系统，以使中国进一步实现工业化，从而使其社会主义愿景国际化。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出现了两个相互竞争的罗马化系统——国民党的“国语罗马字”和后来出现的共产党的“拉丁化新文字”。两个政党都把自己的系统视为争取群众支持的工具，尤其针对农村大量几乎不识字的农民人口。
国语罗马字的一个例子（台北）
1923年，民国，在国家层面推广罗马化系统的尝试开始了。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中国成立了一个研究委员会，汇聚了当时“新文化运动”中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包括林语堂、钱玄同和赵元任。赵元任和他的朋友林语堂都对知识充满了渴求，对东西方的知识传统（从语言学到物理学再到催眠术）充满了兴趣。
赵元任是第一个将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1865）翻译成中文的人（译注：1922年由商务印本馆出版，原名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赵元任在音乐创作和催眠术研究方面也游刃有余。赵元任和中文打字机发明人周厚坤是同班同学，他们都是庚子赔款的受助学生。
赵元任最终成为20世纪最知名的中国语言学家之一。他在研究中文方面有独特的天赋，他将方言设定为“音符”，以更好地对其不同“音调”（声调）进行分类。作为标准普通话的坚定支持者，他后来编写了教科书，并将自己的汉语发音示范录制在留声机磁盘上，作为普通话学习工具在全国发行。赵元任在美国的英文环境下生活过一段时间，他早在1915年就开始考虑如何用罗马字母表示中文。他成为国语罗马字方面的博学专家，也是这套系统背后的主要设计师。
有些人担心，打开全面字母化的大门会导致西方的统治。但赵元任向怀疑者保证，声音和符号之间的联系是不是自然的事，而是比较任意的。就像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用同一组字母，发音和拼写不同，却保持了他们自己民族语言的完整性，所以，中国人也可以用字母作为一种方便的媒介。一个不懂阅读但已经会说话的本地人将能够通过发声来识别书写内容。而且，如果一个人一开始能通过声音（通过字母的拼音字母）而不是视觉来学习表意文字，那么学习这些文字本身就会变得更加容易。罗马化将成为通向广泛表意文字识字过程的重要桥梁。
这一推论并没有说服所有人。其他怀疑者想知道，字母到底能为表意文字服务到什么程度？即使没有语言学家，人们也能认识到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字母表中的字符比可用的声音多。对于数以千计的表意词汇来说，用26个字母能够传达的语音或声调细微差别十分有限。这个问题存在于以下两个层面。
首先，有太多字符有相同的拼法，或称同音字。在英语中，有些两个词的发音相同，比如“kernel”和“colonel”，“borough”和“burrow”，“muscle”和“mussel”，但在汉语中，同音字要普遍得多，而不再只是例外。例如，“yi”的罗马化拼写有近两百个字符。
第二，具有相同拼写的字符可能有不同的声调。一旦你掌握了同音字，你必须通过声调来进一步区分它们。人们可以很好地认识到“Yes？”和“Yes！”之间的声调差异，尽管这两个相同的词有相同的英文拼法。相比之下，汉语中的声调对于理解讲话内容要重要得多。它不再简单表示问句或强调。声调有助于进一步区分那些听起来相同的字符。
声调一直是出了名地难以捕捉，即使对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系统将声音永久地锚定在字符上，就像西方的字母一样，那么声调就会随着几代人的说话而改变。到20世纪初，反切音已经与王照的北京普通话相去甚远。人们不再知道一些字符代表什么声调。整个系统需要修正。
声调因地方而异，它取决于方言（标准普通话有四个不同的声调，广东方言有六到九个，上海话有五个，台语有五到六个）。想象一下，要想表明一种英语的声调，不仅要混合女王口音（英格兰南部被视为标准英语的口语）、伦敦东区口音、苏格兰口音、约克郡口音、伯明翰口音、北爱尔兰语和苏格兰语口音，还要混合美国英语南北各地的口音，再加上澳大利亚英语、新加坡英语、印度英语的口音。
就像英语在世界各地拥有大量非母语人士，他们为语言带来了更多区域性声音变体一样，汉语在地理和语言领域的跨度也不小。在中国，两种方言之间的差异可能比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之间的差异更大。在一个单一的标准下，必须将各种声调纳入一个单一的语音系统，这是很麻烦的事。
同音字和声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让外国人感到困惑。他们在区分口语声调方面有长期的困难，给别人留下了一连串的烦恼和问题。1769年，一名传教士在写给欧洲一位女士的信中说道：“有人告诉我，shu的意思是书。我以为每次shu这个词出现，都会与书有关。但根本不是，shu还可能是树，要么是书，要么是树。”
威妥玛拼音系统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该系统是一套保守的设计，它不旨在为中国人准确标记汉字发音，而只是一个外国人可以用来学习中文语言的转写系统。人们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把汉字音标纳入在一套大多数外国人可以接受的罗马化拼写系统中。尽管威妥玛拼音系统存在缺陷，但另一种选择更糟糕，根本无法对中文进行一致的罗马化。赵元任对这样的困境表示同情。字母媒介确实需要适应中文的发展。没有一套西方方案想到将字符分开注音。西方的注音学家似乎对汉字有一种普遍的误解。他们认为汉字是单音节的、单一的、独立的字符。他们把一个字看作一个词。19世纪90年代初，与王照同时代的文字改革家卢戆章（1854-1928）创制中国切音新字，他曾建议用短划线将表示汉字的罗马字母连接起来。其实中文一直都在这样说、这样用，即使不作短语，也都成对出现，这样就可以立即知道哪个字在什么语境下指什么意思。“蝴蝶”和“尴尬”这两个词语拆开就没有意义，“东”和“西”放在一起表示“事物”或“物体”，分开才表示方向。许多汉字的用法就像英语中的合成词（compounds），如“学童”（“schoolchildren”）或“向日葵”（“sunflower”）。汉字不是独立字符，不理解这一点，汉字看起来就没有区别，而事实上它们在不同语境中并不相同。虽然声调对西方人来说是一种折磨，但赵元任认为声调是中国语言最具表现力的特质之一。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用31个不同的字构建了一篇92个字的同音文（没有声调的罗马化就全是“shi”）：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施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施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施氏食狮史》，1930）
赵元任的观点是，如果没有声调的区分，罗马化就不可能对汉字起作用，因为所有的“shi”字看起来都一样。这个例子说明了国语罗马字最重要的特征。赵元任提议用额外的字母来表示声调，这样它们就被纳入了字符的拼写中。这就是赵元任区分罗马化方案的方式。他没有在26个字母之外使用额外的变音符号或特殊标记，但他确实使用了额外的字母来达到同样的目的。该系统旨在将国语（普通话）罗马化，赵元任通过使用特定的字母来表示普通话的四个声调，以表明该拼写是以第二、第三还是第四声读出（第一声是简单的基本拼写，没有附加字母）。例如，像“guo”字的罗马化形式可以根据四声分别表示为“guo”（一声）、“gwo”（二声）、“guoo”（三声）、“guoh”（四声）。1928年，国语罗马字得到了必不可少的官方认可。6月，国民党的北伐军占领了北京，结束了为期两年的北伐。尽管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将继续下去，但新政府确实预示着，中国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政治混乱之后，会迎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国民党将首都迁至南京市。北京这座“北方的京城”被改名为北平（“北方的和平”，Beeipyng）。教育部颁布了国家罗马化的全国官方方案。课堂、教科书、学校和国家语言标准发音的录音很快就出现了。学童们在教室里大声练习声调，成年人在夜校里适应新的拼写标准。尽管开局乐观，但所谓的南京十年并不宁静。就在他们的军事行动结束前六天，国民党清洗了他们最重要的盟友，也就是共产党人。当时的中共尚未确定党的总体方针，仍在建立党员基础。中共多年来在农村与国民党携手合作，赢得了农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同时在“辛亥革命”后和建立自己领地的军阀争夺权力。两党只要有共同的敌人，就能搁置意识形态分歧。然而一旦胜利在望，国民党就袒露了他们的意图，手持枪支和大刀，在上海街头屠杀了数千名共产党人和疑似支持者。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作为共和国的执政政府，国民党尽一切努力利用强大的军队来镇压共产主义红军。语言是这场斗争的关键，因为每个党派都在争夺文化和政治上的合法性。国民党人自诩国语罗马字是中国人为中国人设计的第一套全面罗马化系统，并采用了现代标准中文。它将完成几个世纪以来外国人和中国人都未能做到的事情，也就是在一个单一的、完整的系统中对中文进行拼音化。然而，共产党人对如何进行罗马化，特别是这样一套系统将“为谁服务”持有不同的意见。在开始研究国语罗马字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两年。随着该党的壮大，他们开始挑战国民党在文化领域的统治。共产党对国语罗马字由知识分子而不是人民领导的事实提出异议，而且它将普通话作为国家标准，这意味着只容纳了四个官方声调，排除了所有其他方言，其中一些方言有多达七个或九个声调。共产党宣称，国民党没有把群众放在首位，他们的核心是精英阶级，精英把自上而下的决定强加给人民。这场旨在重塑中国政治格局的权力斗争有着高昂的赌注。两党都在争夺中国最重要的权力基础——农民的忠诚。共产党要颠覆国民党，而研究这个问题的正是一名充满热情的白面书生，一名青年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22岁的瞿秋白（1899-1935）被一家中国新闻集团从北京派往苏联，任务是报道布尔什维克政权。对这个五官清秀、有着淡淡忧郁气质的新晋记者来说，这次旅行既是个人的追求，也是政治的朝圣。瞿秋白在前往莫斯科的路上意外地遇到了许多同胞，其中包括定居在远东城市伊尔库茨克（Irkutsk）和赤塔（Chita）的中国工人和店主。中国人已经在西伯利亚定居了几十年，他们之中有小商贩、商人和工人。一些中国人将赤塔描述为殖民地，因为居住在中俄边境另一侧的中国人数量庞大。在赤塔，瞿秋白会见了当地华人委员会的领导人，与当地选民结为朋友。该委员会在整个地区有12个分支机构和7万名会员。他毫不费力地在赤塔的一条小街上找到了一家茶馆，甚至在火车站看到了一面中国国旗。和中国一样，苏联幅员辽阔，并且刚刚经历了一场暴力革命。苏联的社会景观充斥着贫穷和悲剧。瞿秋白出身没落贵族，在贫困中成长，与家人分离，他被中国移民的困境吸引。他在追寻一项比他的个人麻烦更重大的事业。他以极大的同情心记录了他所遇到的陌生人，并在看到小城镇和边境城市肮脏街道衣衫褴褛的农民时感到愤慨。似乎生活对他们的打击还不够大，他们的贫困生活又因该地区盛行的土匪活动而变得更加不稳定。瞿秋白在寄回的中国报道中激烈地谈道，资本主义和阶级剥削的弊端将达到一个突破点，而在中国阶级斗争的下一个阶段，情况更是如此。在赤塔之后，他在莫斯科的见闻加强了他的信念，他深信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就在眼前。于是，他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瞿秋白回到中国，在党的宣传部门工作。作为杂志编辑和作家，他帮助宣传党的运动，并在事业上不断晋升。在《新青年》的前任编辑陈独秀因与共产国际（一个宣传世界共产主义的国际组织）发生冲突而被解除党委书记职务后，瞿秋白暂时担任这个职务。我们很快看出，瞿秋白更像一位理想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体系的倡导者，因为他不太擅长党内政治活动。瞿秋白的想法给他的同志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慷慨激昂的哲学思想多于具体可执行的思想。1927年，当国民党打破与共产党的联盟时，共产党成立了红军并迅速发动了三次反围剿。1928年，瞿秋白与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同伴被送回俄国，在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兄弟的指导下重新集结。此时，语言问题占据了苏联对本国少数民族政策的首要位置。新统一的苏联囊括中亚的大片地区，这些地区不说俄语，也读不懂俄语。这些地区已经有书面写作传统，阿拉伯语已经使用了近千年。此外，中亚地区突厥语族的一些少数民族根本没有文字。在安抚和同化这些群体时，苏联人需要采取谨慎的策略，用拉丁化文字降低文盲率成为教育和控制人口这项总体运动的关键部分。1917年“十月革命”后，中亚的突厥语族各国开始试验用拉丁字母作为口语媒介。许多突厥语族群认为阿拉伯文字越来越不足以满足现代生活的实际需求，就像中国的改革者将汉字书写视为技术时代的缺陷一样。一位苏联塔吉克诗人解释说，拉丁字母以飞机的速度飞行，而阿拉伯文字则像一头痛苦的弱驴一样一瘸一拐蹒跚前进。另一些人认为，把自己的语言转换为拉丁字母可以共享人类的命运，因为书面记录提供了从过去到现在的连续性。苏共中央委员会支持阿拉伯文字拉丁化，以追求多民族的语言政策。基于这种想法，新统一的苏联需要把语言自决权赋予每个群体——有52种语言被列为罗马化的目标，大约有70种语言最终被拉丁化，其范围横跨挪威和朝鲜。事实上，拉丁化也是一种分裂和征服的方式。在苏联看来，中亚是一个野蛮而落后的地方，他们很难分清那里的民族——阿塞拜疆人经常被称为鞑靼人（Tatars），乌兹别克人被称为萨尔塔人（Sarts），而塔吉克人被称为乌兹别克人（Uzbeks）。苏联人认为，如果要使苏东地区屈服，就必须消除伊斯兰的影响，把阿拉伯文字作为需要改革的落后对象。只要突厥语各国有自己独立的书写系统（拉丁文，而不是他们业已习惯的突厥—波斯阿拉伯语），他们就难以形成一个可以挑战苏联统治的泛伊斯兰联盟。直到后来，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末，语言政策才从拉丁化转向斯拉夫化（Cyrillization，或译作“西里尔化”）。一旦这些群体与他们的母语产生了足够的距离，苏联的控制和影响就会加强。苏联人渴望将远东阿穆尔州（Amur）的中国劳工作为一个试验群体，纳入他们的反文盲拉丁化运动中，并希望将他们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到亚洲。这些人就是瞿秋白在第一次访问苏联时遇到的中国劳工，他们的文盲率几乎是百分之百。【译注】事实上，早在19世纪就出现了斯拉夫化的中文。俄罗斯汉学家兼传教士彼得·伊万诺维奇·卡法罗夫（Pjotr Ivanovič Kafarov，1817-1878）发明了中文斯拉夫字母转写系统，并获得了官方的承认。北京和南京写作Пеки́н（不是Бэйцзин）和Нанки́н（不是Наньцзин），就像Peking和Nanking仍在英语国家广泛流行那样。香港可以拼作Сянга́н（Xianggang）和Гонко́нг（Hong Kong），而后者更为常见。苏联的运动对当时年轻的政治新秀（中国共产党人）有一定启发。在中国，在为中国共产党服务期间，瞿秋白一直沉浸于中文的讨论，因此当他回到苏联时，他对语言改革有了更多了解。然而，瞿秋白并不是一位受过训练的语言学家。他寻求俄语语言学家郭质生（Vsevolod S. Kolokolov，1898-1979）和龙果夫（Aleksandr A. Dragunov）的帮助。1929年2月，他起草了一份拉丁化新文字系统，并在中国工人中分发了两百份。在郭质生的进一步建议下，修订版于当年10月出版，并在第二年再次重印，此时又分发了三千份。中国劳工欢呼不已。夜校开课，教他们认识“开水”或“我卖饺子”这样简单的短语，教授“穷人属于哪个阶级”这样的意识形态问题。五千多名工厂工人和农民在毕业时能够阅读并给家人写信，这要归功于自愿担任教员和行政人员的同志们。1931年至1936年期间，有几十本拉丁化新教科书和一些文学作品被传阅和教授。这个需求十分巨大。语言改革者们无法快速培训教师或印刷教科书。在伯力（Khabarovsk，俄罗斯称哈巴罗夫斯克）出版了一份完全用拉丁化新文字印刷的周报《拥护新文字》（Yngxu Sin Wenz），到1934年底出版了43期。
拉丁化新文字的入门教材《新文字入门》（Sin Wenz Rhumen，1936）拉丁化新文字的教学被奉为社会主义兄弟关系和互助时代的标志事件。苏联人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最终解决境内十万中国劳工中的文盲问题。至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现在有了一个语言工具，可以实现他们的革命目标。如果中国人能够轻松阅读，他们就可以用新文字进行激进的共产主义运动。对瞿秋白来说，拉丁化取代书面文字是不可避免的事，甚至是必须的事。他说，国语罗马字是一小波有学术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设计，以花哨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与之不同的是，拉丁化新文字是一种实用的拼音文字，适用于每一种方言和每一个阶级。瞿秋白把国民党人和他们的国语罗马字描述得尽可能糟糕。他们不仅只迎合了讲普通话的人，而且罗马化方案过于复杂，外行人难以掌握。他把国语罗马字说成一种自我陶醉的智力活动，把大多数日常使用者排除在外。瞿秋白忽视了赵元任编写同音文时的幽默和聪明，并视之为特权阶级的证据。在他看来，只有直接从农民口中说出的共产主义拉丁化新文字才能对抗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政策。瞿秋白和其他人拥护所有使用中文的人，他们以阶级而非地理或宗教来划分，他们觉得自己在为工厂工人、苦力和劳苦大众站台，并推动着迫在眉睫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1929年，拉丁化新文字草案彰显了它对未来的意图。它包含了对字母表的一些改动。它没有使用字母“q”、“v”或“x”——瞿秋白当时认为这些字母对拼写中文没有作用。他也新增加了几个，比如“é”和“ń”（用于区分鼻音），并为中文口语中常见的几个复辅音做了规定，于是有了“zh”、“ch”、“sh”、“jh”。在此坚持使用西方字母的现有字母，这样就不需要创造或使用新字母了。特别注意的是三个棘手的音——“ji”、“qi”、“xi”，它们的发音南北有异，在拉丁化新文字中，这三个音被记作“gi”、“ki”、“xi”。瞿秋白显然试图在现有的字母发音范围内做工作，也关注音节的拼写。苏联人提供的第二稿意见更加完整，它包含了字母表的全部26个字母，可以单独或组合使用，与人们在注音符号的音标中可以找到的声音相关联。
俄语语言学家还研究了正字法（orthography，文字符号形体的规范和使用规则）的更多细节，比如，一个由两个或多个汉字组成的多音节词应该连接起来还是逐个音节单独写出来？是翻译外国词还是保留本国拼写形式？在这方面，苏联人在统一的新突厥语族字母框架内做工作，并希望他们的中国同行或多或少与该框架保持一致。然而，中国人已经在思考如何在国内实施该系统，并做出了一些更改，保留复合字母（digraphs，两个字母，但读作一个音），用“ch”、“sh”、“zh”、“ng”取代了“ç”、“ş”、“z̧”、“ņ”。聚居在远东城市海兰泡（Khabarovsk，俄罗斯称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参崴（Vladivostok，俄罗斯称符拉迪沃斯托克）、伯力和阿尔乔姆（Artyom）的中国劳工是这套方案的主要试验群体。1931年，该草案在海参崴举行的第一届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并得到了讨论。瞿秋白没有参会，因为他当时回国执行另一项任务了，但他的两名同志萧三（1896-1983）和吴玉章（1878-1966）出席了会议，提出并解释了这套方案。1931年9月26日，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的中国剧院开幕，大约1500名中国移民劳工参加了会议，此外还有来自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各地的87名代表。超过五分之四的代表是中国人，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山东的工厂工人。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海参崴就有中国人生活的痕迹。北京街（Pekinskaya Ulitsa，Пеки́нская，今天的福金上将街）和中国剧院都是那里的标志，证明中国人在这座港口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地位。剧院本身就是他们文化生活的场所，是当地京剧团的所在地，他们将观众的思乡之情融入唱词和一招一式中。开幕式后，会议转移到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的一个较小空间进行技术讨论。人们期待着与他们所知的国语罗马字完全不同的东西。当然，在大力强调国语罗马字的缺点之后，瞿秋白的方案承诺会有所不同。在苏联的帮助下，这套方案进行了重大修改。苏联人感叹说：“没有什么困难是布尔什维克不能克服的，我们要完成大量的工作，以完成汉字拉丁化的伟大使命。”但它显然没有足够的苏维埃色彩。事实是，拉丁化新文字只是把它的死对头（国语罗马字）最核心的原则收编了。早在1929年的草案中，瞿秋白就注意到在字符本身的拼写中标记不同方言声调的重要性，他命名了其中的五个声调。在修订版中，瞿秋白称它们为“复辅音”，拼写时提示要“重读元音”。这只不过是用额外的字母来标记声调，和国语罗马字中的普通话四声如出一辙。瞿秋白建议用“-en”表示第一声，用复元音表示第三声，用复辅音表示第四声，依此类推。20世纪20年代，当赵元任为国语罗马字设计声调拼写系统时，他的突出贡献是将普通话的四个声调纳入拼写本身。但事实上，赵元任想到了一个更相对的声调范围，而不限于普通话。瞿秋白批判精英主义的矫作，强调国语罗马字对普通话的倾斜，却同时借鉴了国语罗马字方案中的声调原则。与此同时，其他力量导致了国语罗马字的消亡。就在海参崴召开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前一周，日本人入侵了中国东北。就这样，民族救亡的斗争进入了另一个混乱时期。日本的侵略打断了国民党对权力的巩固，拉丁化新文字却觅得了一个机会。1931年是拉丁化新文字重新进入中国的第二年，它在抗战过程中获得了广泛传播。1937年至1942年期间，拉丁化新文字帮助抵抗日本文化和军事侵蚀。事实证明，这种文字很有效，也很容易学习，并传播到全国的主要城市（从北京的城市居民到贵州的苗族）。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新文字，并敦促他们在家里教育长辈。学习小组自发组织起来，哪怕每次只学三、四个字。拉丁化新文字的影响力不仅抵达新疆，还去到了里昂和旧金山的华人社区，蔓延至东南亚，那里居住着三分之二的海外华人，并最终进入了雅加达、吉隆坡、槟城、新加坡、曼谷和菲律宾。拉丁化新文字与中国共产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并行不悖。尽管共产党和国民党在1936年再次联合起来面对共同的敌人，但“抗日战争”给了共产党一个建立民心基础的机会。拼音委员会借鉴了拉丁化新文字，把后者作为拼音的直接前身，瞿秋白和他的苏联之行也因此而闻名。然而，瞿秋白没能活着看到他的努力获得成功。1935年2月，瞿秋白被国民党俘虏。他多次拒绝转换政治立场，最终判处死刑。1935年6月18日，在写完最后一首诗后，他要求狱警在处决前给他拍张照片。处决是蒋介石亲自下达的命令。在前往刑场的路上，他用俄语唱着《国际歌》和《红军歌》，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时年36岁。
在中国国内政治斗争最激烈的一段时期，拉丁化新文字的诞生为中国的另一场语言革命做好了准备——50年代，拼音巩固了罗马化的成果。但这场全国性的语言斗争故事还有一个隐藏的前奏。拼音还有一个直接的前因，这个原因在民族团结和阶级政治的叙述中早已被遗忘。在远离北京的地方，在民族自决斗争的边缘，一位年轻的穆斯林村民在中文和罗马字母之间建立了关键的早期联系。打开地图，从北京到比什凯克（Bishkek）画一条线，沿着这条线向西穿过中国的边境，进入吉尔吉斯斯坦。这是通往中亚的门户。通过甘肃的河西走廊，你可以追踪成吉思汗的道路，他带领他的游牧战士穿越大草原，一路留下恐惧和破坏。这条走廊曾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法外之地之一，是19世纪俄英两国相互竞争的地区，也是中国边疆的咽喉。临近比什凯克（旧称伏龙芝，Frunze）和塔什干（Tashkent），第一套中国境外的中文口语拉丁化方案被发明了出来。这套方案与中国南方最初的清末文字改革或共和国的民族化运动没有共同根源。故事开始于1924年一个不起眼的日子。在伏龙芝以东18英里的一条土路尽头，一位年轻的穆斯林踏上了从故乡小村庄出发的旅程。亚塞尔·什娃子（Iasyr Shivaza，1906-1988）第一次离开家，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浓密的头发向后梳着，面颊上两块高高的颧骨。他将进入塔什干的鞑靼少数民族教育学院学习。
【译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诗人亚塞尔·什娃子（Iasyr Shivaza，1906-1988），曾到访中国，和萧三、老舍等中国作家有来往。什娃子属于一个祖源中国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被苏联称为东干族（迁移到中亚的中国甘肃及陕西回族后裔）。当时，东干族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阿列克桑德罗夫卡（Aleksandrovka）的聚居点，只有几千人。他们与吉尔吉斯人、俄罗斯人、乌兹别克人和鞑靼人等邻居一起生活。什娃子的家人来自贫穷的陕西省。什娃子的祖辈是不识字的农民，从未学会书写汉字。在19世纪70年代的叛乱中，什娃子的祖父带着尚且年幼的什娃子的父亲与其他数千人一起逃亡边境。除了他们携带的少量物品外，他们还带来了他们的口语，一种甘肃—陕西一带的方言，与普通话有许多共同特点。越过边境后，这种中国方言吸收了阿拉伯文、土耳其文、俄文和其他语言的借词，被苏联语言学家称为“东干语”，这批语言学家也是率先研究这种语言的人。什娃子是一位贫穷的共产主义铁匠的儿子，被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选中去了塔什干。在索克胡鲁（Sokhulu）这样的偏远村庄，像这样的机会并不多。什娃子在毛拉（穆斯林宗教和教法的教师）严厉的鞭策下读着《古兰经》。每天，学生们都要学习三到四个阿拉伯字母，并练习用墨水在骨片上书写它们。第二天，在背诵给老师听后，学生们会舔掉骨头上的墨水，以留出一块干净的石板。就这样，什娃子学会了用阿拉伯文字写自己的语言。体罚是每天的必修课，但年轻的什娃子特别叛逆，不屈不挠。当他试图在塔什干的新学校找到自己的位置时，他尚未意识到，苏联最狂野的全面战略即将吞噬他的母语。1926年2月，阿塞拜疆（Azerbaijan）的巴库（Baku）召开了一次大会，讨论用于表达突厥语族的阿拉伯文字的命运。知名语言学家和作家来自苏联各个角落——克里米亚（Crimea）、喀山（Kazan）、雅库特（Yakutia）、巴什科尔托斯坦（Bashkortostan）、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他们聚集在伊斯梅利亚宫（Ismailiyya Palace，或译作“易司马仪宫”，今天的阿塞拜疆国家科学院）。他们在这座威尼斯哥特式风格的建筑里讨论缺乏标准的正字法如何阻碍了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他们讨论问题的方式与中国人看待自己书写系统的方式十分相似。尽管他们有不同的拉丁化理由（苏联人想消灭阿拉伯文字，突厥人希望击退俄国人的统治），但代表们同意采用新的书写系统，他们认为这是必要的事，因为用拉丁字母书写阿拉伯文甚至比用斯拉夫字母（当时的另一种选择）要快15%，而且阅读速度要快四倍（将中文与拉丁字母进行比较也得出类似的结果）。但是，阿拉伯语并不适合突厥语族，因为前者缺乏元音，但元音在突厥语族中非常重要。在一个加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放弃旧的、不适合的书写系统。代表们不知道，苏联的语言规划者对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语有更大的野心。他们把它看作打开通往东方大门的一个契机。他们认为：“我们不能忘记，在这个小国的背后，站着东方中国的伟大民族群众。”他们还认为，再往东的2000万朝鲜人民也将成为下一个皈依苏联的民族。通过中国这个失落海外的民族部落，苏联打算通过语言同化来大大扩展它在亚洲的影响力。巴库大会以一项拉丁化的决议结束，统一的新突厥语字母表很快就形成了。最先感受到大会决议影响的是什娃子和他在塔什干的同学们。苏联让他们在新突厥语字母表的基础上设计出第一个东干语拉丁字母表，用罗马文字书写他们的口语。虽然距离在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与祖父的生活已相隔数十年，但什娃子仍然说着他先辈们使用的甘肃—陕西方言——长大成人的什娃子还能听到至今在北京街头仍可以听到的“儿化音”，这是当地方言中的一种柔腔。小时候，他从姑姑告诉他的一些民间传说中学到了一些古老的短语。这些故事和传说将东干人与他们的突厥邻居截然不同的过去联系在了一起。他陷入了突厥和俄罗斯两个民族关于语言存亡和自决的争论中，并致力于语言的改编与适应。他看到了一个拯救和保护本民族语言的独特机会，这是东干族在帝国夹缝中求生存的机会。东干语比汉语普通话少一个声调，但它保留了甘肃方言的声调，讲普通话的人能够理解。什娃子以“新突厥语字母表”为模板，在起草东干语拉丁字母表时尽可能地捕捉这些声调。他还依靠学院里其他年轻东干人的帮助，为他们的东干口语建立了第一套拉丁化系统。他的几个同学因此成为苏联第一批研究东干语的学者。但语言学研究并不是什娃子的最终使命，他正在发掘自己成为一名作家和诗人的才能。1928年1月，什娃子参与设计的“东干语拉丁字母表”提交至塔什干突厥学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它沿用了“新突厥语字母表”的大部分内容，并增加了一些从斯拉夫语改编的符号。另一套由吉尔吉斯新字母委员会起草的提案也在商议之中，但什娃子的方案很独特，因为它由讲东干语的人自己提出。在会议上取得成功后，苏联的俄语专家正式接管了这个项目，并在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继续研究和完善东干语字母。他们从年轻的东干族学生手中拿走了这个项目，并成为国家语言项目的一部分。这时，东干语的拉丁化命运掌握在了圣彼得堡的俄语专家手中，他们在东干语和拉丁新文字之间建立起一种关键的联系。什娃子的原稿提交给塔什干会议并移交给东方研究所后，直接交给了郭质生和龙果夫，这两位苏联语言学家也就是帮助瞿秋白敲定他草案的人。一直以来，苏联人计划使用东干语来实现中文的拉丁化，并支持中国自己搞罗马化，使之成为欧亚大陆语言字母化的一部分。两个强大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叙事笼罩着东干语。一边是世界社会主义如何在欧亚大陆崛起并与资本主义相遇的叙事。另一边讲述了中华民族如何从帝国的灰烬中重生。苏联人认为，他们帮助中国实现了拉丁化。对他们来说，中国的拉丁化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结果。中国人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拉丁化是源于他们自19世纪以来民族主义斗争的血与汗。作为边缘群体的东干族没有在这两种叙事中找到位置。什娃子虽然是中文拉丁化的先驱之一，但没有被邀请参加1931年在海参崴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也就是那次对瞿秋白草案进行讨论的会议。不过，他参加了1932年的后续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国人在苏联境内使用拉丁化字母的问题。到那时，他与中国拉丁化项目的原始联系已经被掩盖了。对什娃子来说，保护东干语仍然是他个人不懈的使命。他成为了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诗人，并继续在比什凯克的一所学校教授东干语，在那里他编写、与人合著了大约18本东干语教科书。他一直鼓励东干族遵守自己的传统并留在自己的社群。尽管与中国作家萧三的深厚友谊最终使他在1957年来到乌鲁木齐和北京，但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访中国。什娃子得到了在中国同志面前发言的机会。但是，尽管他们被他口语中熟悉的东干语口音打动，但没有找到任何他认为一直缺少的某种联盟契机。他一直留在了他觉得最自在的地方，留在两个语言世界的交界处，直到1988年在伏龙芝与世长辞。拉丁化新文字成为凝聚人民的文字。它把国家带到最后一次语言改革的最终阶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夕，语言改革家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前者曾在海参崴介绍过瞿秋白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在信中，吴玉章把文字改革放在议程的首位。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斗争中认识了吴玉章，他后来将这封信转交给了三位教育和文学事务顾问（包括郭沫若和茅盾）。在他们的建议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前身）就此诞生。委员会（协会）成员都参与了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或两者的研究和推广。他们确信，语音正字法将在短短几年内取代字符书写。这是他们一直期待的新时代曙光。历经八十多年的努力，跨越了清王朝统治的结束、民国共和政府、数十次革命和起义、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全面“内战”，语言改革者与全国其他地区的人一道，已经准备好向这项国家计划的最后一步进发。然而，20世纪50年代也有自己的一套政治。尽管在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在新时代，拉丁字母要不要成为中国自己的国家拼音系统？这仍然是一个问题。拼音的方式有很多，它不单一。1951年，毛泽东似乎支持拼音化，并重申改革文字的优先权，但他对是否真的会采取拉丁化的形式仍然含糊不清。他认为，拼音应该“有民族主义的形式”，应该成为“内容上的社会主义”这一共产主义信条的补充。难怪委员会成员会对主席的意思感到困惑。这是否意味着根本没有外国文字可以被用来为汉语拼音服务？也许毛泽东想的是一个使用传统汉字笔画作为音标的声音符号系统？如果要改变，它应该坚持自己的形状逻辑，还是完全被音标取代？担任委员的马叙伦（1885-1970）带着敬意，谨慎地提出了这样的解释：“毛主席肯定文字要拼音化”，但至于怎么做，他还没最终下达指令。党最初希望在现有的汉字中衍生出一些东西。这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讨论主题。大多数成员希望以注音符号方案为蓝本，并保持从文字本身衍生出的语音符号的基本前提。委员会四处寻找其他国家形式的例子。由于这是一场全民语言运动，委员会向群众征求意见和建议。来自士兵、工厂工人、教师、商人甚至旅居海外的华人的提案蜂拥而至，提案超过了650份。许多提案基于字符，使用现有的表意文字或一套全新发明的符号。其他提案则使用拉丁文或斯拉夫字母。还有一些提案更具实验性，使用速记、几何符号，甚至阿拉伯数字。从1952年2月到1954年底，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努力实现主席的要求，强调一种与汉字有关的书面形式，它似乎最符合 “国家形式”的标准。他们在1954年底提交了一份提案草案，其中有六种可能的形式——四种借鉴了汉字，使用汉字或注音符号；另外两个小提案使用了斯拉夫字母和拉丁字母（但增加了五个字母）。毛泽东并不满意，他又下达了另一项指令。拼音的理念是简化声音的组合方式，以中文为基础的提案中所选择的字符笔画对于拼音化来说仍然太繁琐。他不以为然地指出，有些提议的符号甚至比注音符号还难写。拼音文字不一定要采用死板的方块字表意形式，也许应该借鉴书法中的行书风格（毛笔快速移动，不完全离开纸张），这样笔画之间的联系就更多。这个原则使得书写本身可以在一个方向上使用连接的笔画来实现。委员会成员可能有所耳闻，毛泽东本人也从苏联得知了不同的建议，而苏联仍然是年轻的共产主义中国的“老师”。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在中国的其他顾问（包括语言学家）试图向毛泽东施压，让他改用斯拉夫字母。他们希望将毛泽东的中国进一步置于苏联影响之下，就像他们希望通过拉丁化新文字做到的那样。很明显，拼音是否会采用表意、拉丁语或其他形式的问题很难找到简单的答案。因此，新改名的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55年2月宣布新成立一个专家小组委员会——拼音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十二个人组成，他们的工作将在群众的目光下展开。他们分成两组，一组继续对基于汉字的符号进行分类并评估其可行性，另一组专门研究罗马字母——这实际上远离了毛泽东模糊定义的“民族形式”。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在于，符号可以如何以线性方式复制用于打字、电报和排版。十几次会议后仍未达成最终决定，但一致同意将拉丁字母加上一些修改后的内容用作中文文字的国际音标。1956年2月，拉丁化的拼音方案草案最终完成。再一次，群众的反应成为一个重要的试金石。这一回，委员会在征求反馈意见时更加具体。他们在《人民日报》上发布公告，征求省、市、地区各级官方机构的意见，也包括民族自治地方的意见。草案由31个字母组成——26个字母中的25个（不包括“v”）、1个斯拉夫字母、2个新创造的符号，以及2个来自国际音标的拉丁字母。该草案在全国范围内公布和传播。随后，全国上下都在讨论这份草案。全国有不少于一万人参加。来自邮政和电报部门、军队、铁路和运输部门以及盲人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对该提案进行了评估。到了秋天，拼音委员会收到了4300多封评论信。相当多人否决了草案，还有更多的人批判了它。尽管过去成功地使用了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也提出了将拉丁字母化与西方的任何负面联系脱钩的信服论点，但是许多接受调研的人根本无法接受采用外国书写系统。有人发问，难道汉字不值得保留吗？这是几千年来与中国人民一起成长的文字，它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经历、他们的思想和与现实的斗争息息相关。中国的文字诞生于人民，是文化发源的情感之所在。无论这些文字多么复杂，一个有自己根基和渊源的外国文字在中国人眼里永远是陌生的、不熟悉的东西。拉丁文或斯拉夫字母在书写时弯曲多变，更不用说难以发音了，一般民众不会轻易接受。另一个论点着眼于未来而不是过去——鉴于社会最终会发展成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单一的语言和文字是可取的，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最后的文字革命也是不可避免的事，那么在急于使用拉丁文字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三思而后行？在未来的拼音系统中以某种形式保留汉字的愿望难以熄灭。但国家的意志燃烧得更旺盛，它对自己目标的追求不容阻挡。其他的困难也变得愈加明显。在数以百计的提案中，有些人并不满足他们的第一次尝试，他们继续向委员会的办公室不断寄来修改的符号、字形和自制的草案。委员会的日常任务是对这些堆积如山的提案进行分类，日复一日。他们有职责仔细研究每一份提交的（和重新提交的）草案，仔细注意哪里需要更多的技术细节，或者如何填补提案人的概念空白。每一个提议的符号都被仔细检查，就像一块可能的钻石，以免正确的符号不小心被漏掉。委员会召开了更多会议，并邀请了更多来自出版业、教育、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参与者。它在北京以外的几十个城市征求了更多语言工作者的意见，最终达成了一项决议。汉字将继续进行简化处理，而汉语拼音方案将采用拉丁字母，作为学习书面中文和传播普通话的辅助工具。拉丁文被认为是最好的选择，不仅可以为现有的汉字书写系统服务，而且可以为中国的少数民族设计新的书写系统。在毛泽东时代，除了占主导地位的汉族之外，还有55个这样的群体被正式分类，其中一些群体没有自己的书写系统。拉丁化文字将是他们的解决方案。
【译注】哈尼族口语的拉丁化完成于1957年，哈尼族可能源于古代氐羌族群，一直没有自己的书写系统（据说有过，但是在迁徙过程中丢失了），图片来自云南省建水县，图中第一行是哈尼语（音素文字），第二行是彝语（音节文字）。最终的拼音摆脱了发明的符号，使用了罗马字母的所有26个字母（字母“v”被保留用于拼写外国单词或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拼音也遵守西方字母的准确顺序和正字法惯例。不过，也有一些小小的不同。为了促进向罗马字母的过渡，每个字母都与注音符号的音标相匹配。“q”和“x”取代了威妥玛拼音系统中的“chi”和“hsi”。此外，地名和人名对于正确的邮递和与外国人的沟通尤其重要。1957年底，中文拼音获得批准。时机恰到好处，因为1956年初毛泽东曾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这是一个广受赞誉但昙花一现的鸣放时期，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对政府政策发表意见。也是在这个时期，拼音委员会能够触及全国人民，使大家感到自己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人们相信他们的声音很重要，尽管许多发表意见的人无意中成为未来被清洗和迫害的目标。1957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重申了阶级斗争的首要地位，平息了异议，并迅速将五十多万有分歧的知识分子送往劳改营或农村进行改造。所谓的“反右运动”持续了大约两年时间。1958年初又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安全窗口。周恩来总理坚持文字改革的目标。最后的拼音方案于1958年2月提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拼音就这样诞生了。人们怀揣着热烈的爱国主义，欢欣鼓舞。这一变化将影响五亿多人。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尝试。当年秋天，全国范围内的教学就开始了。据报道，仅在第一年就有5000万人学会了拼音。这还只是中国境内的数据。在国际上，拼音将成为中文的拼写方式，从此没有外国人再来干涉。人们希望，一旦中国开始使用自己的系统，现有的舶来罗马化系统（如威妥玛拼音系统）就会从中文的国际使用中逐步淘汰。中国人将不再需要容忍妥玛拼音系统对撇号的混乱使用。从今以后，首都将被称为“Beijing”，而不再是“Peking”。几十年后，拼音委员会十二人之一的周有光（1906-2017）回忆起当年任务的重要性。作为起草中文罗马化草案的小组成员之一，周有光享寿111岁，被誉为“中文拼音之父”。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是一项集体努力的成果。每个人都付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毕竟那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和希望的时代，“新中国”承诺为人民提供一条更好的道路，知识分子和工人被光明的言论唤醒。他回忆说，毛泽东承诺了人民的统治，而拼音让人民有了发言权。拼音诞生在1958年，这一年，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开启了全面的工业化进程，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1961年。中国的目标是要取得巨大的工业进步，增加钢铁的产量和产能。毛泽东自信地预言，在十五年内，中国将赶上“工业革命”的领导者英国。然而，“大鸣大放”之后是一个黑暗的时期。那些说出自己想法的人被打成了右派，并因不遵守党的路线而受到了无情的惩罚。作为一项多年的农业、生态和经济试验，“大跃进”造成了严重的饥荒。那些对拼音改革表示不满的人在随后几年里被吞噬了。一位学者仅仅对简化文字运动中的草率程序发表了意见，就在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被逼自杀，还有更多的人没能活下来。【译注】这里说的应该是陈梦家（1911-1966）。从那时起，拼音成为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新语言平台，成为中国的新国际媒介。简化运动成功了，并蔓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界之外。1971年，随着“中美关系”解冻，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驻联合国的官方代表。简化字被承认为中文书写系统。新加坡（随后是马来西亚）有大量的海外华人人口，他们也采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化字。拼音本身在1977年被联合国接受为中文的官方罗马化文字。随着中国进入一个国际化的时代，一项新技术的整合挑战迫在眉睫。它将使早期的电报相形见绌。尽管中国的文字革命到此为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它仍然需要再走几步才能跟上即将到来的计算机时代步伐。现在有了“字母形式”的第二个身份，汉字在推动中国前进方面处于前所未有的有利位置，问题是它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下一次飞跃。（译注：第六章研究了汉字在计算机时代，也就是1979年起的输入输出问题，往下没有翻译。）【延伸阅读】